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始终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不仅关系法治中国建设，更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关系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实现。
虽然美国法律对隐私权进行了宽泛的解释，导致其包含了对隐私的利用，并逐渐形成了公开权，但其中真正可以商业化利用的内容实际上主要是个人信息。从权利客体看，隐私主要是一种私密性的信息或私人活动。
与个人信息权紧密相关的是人格权，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在权利内容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交叉。 编辑同志： 我的同事和朋友常常议论，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使个人信息几乎难以保护了。第二，隐私不限于信息的形态，它还可以以个人活动、个人私生活等方式体现，且并不需要记载下来。对于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应采取注重预防的方式，主要原因还在于应在法律上实现信息主体和信息控制者之间的地位平衡，从而赋予信息主体以知情权和控制权。但个人隐私一般具有个体性，除了部分特殊主体如国家公职人员外，个人隐私权一般与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
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积极的权利，在他人未经许可收集、利用其个人信息时，权利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更改或者删除其个人信息，以排除他人的非法利用行为或者使个人信息恢复到正确的状态。尽管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关联相当紧密，但两者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在性质、客体等方面存在较明确的界分。而法律保留制度赖以立基的严格分权制度、有限政府制度、国家社会两分的基础性条件在中国并不完全具备甚至根本空缺，中国以间接选举为授权方式的民主制度也需要证成为何上级人大较之于下级人大、人大立法较之于行政法规具有当然的民主正当性优势。
《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了行政执法机关发现犯罪线索移送案件的义务，第111条则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予以立案监督的权力。现行中国刑法在犯罪形态上大幅度增加了行政犯的数量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日前被免职后，普洱市民将十个一万响的鞭炮摆成一个"V"字燃放，并拉起了"贪腐份子沈培平被查处，罪有应得，大快人心"的横幅。只有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有了生命力，才能从源头制约权力。
对任何社会而言，腐败都是威胁社会稳定的重大风险。2014年刚刚落马的云南交通厅党委书记杨光成2005年在一次述职时称，"我是在河南省三任原交通厅长落马的背景下出任云南省交通厅厅长的，自己始终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工作。
如果少数官员贪腐，那是个人品质的问题。因此，新一届领导大力反腐，显然意在让公众降低不满情绪，发泄怨气和怒气。这一机制在中国一直空白。薄熙来在重庆恣意妄为，制造了不知多少冤假错案，尽管最终落马，但带来的社会代价过于高昂。
以这样的收入水平，是难以承担子女海外读书等成本的，更别提在北京、上海买房了。为何每次贪官落马，群众都象抗日战争胜利一样激动？这说明，扳倒一个贪官实在太难了。尽管官员享有医疗、车辆等特权，但那毕竟是非货币性收入。" 柳传志也说，" 不能让县长工资和保姆一样多。
中国法治尚不健全，反腐是建立领导层权威最有效的手段。实现这一点，必须依靠三个途径：一是减少官员权力，没有了权力，腐败就失去了依托。
但健全法治才是终极意义的反腐出路。我们这里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只有1500元。
要根治腐败，必须让官员没有机会腐败、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从数量上看，截至2014年4月11日，492天内有285名干部落马，平均每周四人，单日最多通报12人。北京前市长孟学农说自己年薪20万，这样的薪酬在企业中只是一个普通员工的待遇。从质量上看，平均每月一位省部级领导落马，被查处者以厅局级领导居多，近200人，约占三分之二。现在我当纪委书记了，都不找我了。最近民企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就说："我不敢去国企，因为禁不住诱惑，无论是色诱还是钱诱我都经不住"。
现在别人跟我说话，语速都慢了，有些话还不敢跟我说，见我也不理我。 反腐如何治本？ 经济学家吴敬琏早就告诫说，"腐败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究其根源，还在于宪法的虚置。尽管没有摆脱运动式执法的特征，但这场风暴持续时间之久令人惊讶。
难就难在司法不独立，沦为权力的附属品。首先，政府官员掌握了太多的审批权和资源支配权，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谁也无法抵御。
新政府就任以来，中央显示出对腐败零容忍的姿态，强势整风，官员们可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曾任太原市委书记的申维辰被查办后，太原部分居民走上街头放鞭炮庆祝，"很激动也很紧张"、"坚持了六年，终于迎来了胜利"。但必须认识到，即便是最新这轮反腐，仍然没有摆脱运动式执法的窠臼，运动过后很可能旧病重发，甚至报复性反弹。河南交通厅已连续四任厅长落马，其中一任还曾写血书保证不贪腐。
只有铲除体制原因才能够釜底抽薪，否则哪怕实行朱元璋式的严刑峻法，恐怕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收效甚微"。从刘志军、薄熙来、宋林、中石油窝案等来看，权力能够撬动的利益触目惊心。
三是健全法治，杜绝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从根本上改变"权大于法"的格局。 尽管"大老虎"尚未现身，但中国的"打虎运动"已是高潮迭起，成为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一牵动全球视线的大事。
在2014年"两会"，王岐山在河南代表团发言时说，"我当副总理管经济的时候，很多人找我，都是想要个项目，项目就是政策，政策就是钱啊。过去十年中央权威的孱弱，被认为是改革难以推进的重要原因。
大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都挺不容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或许为重新思考宪法如何落实提供了希望。在各种现实压力下，很多官员难免试水，进而覆水难收。从发展趋势看，围绕中石油、四川等一系列关联案件的脉络图表明，中央意在突破朱镕基曾经抱怨过的那句话：人民对"刑不上大夫"不满。
可以想象，蒙冤者或受害人一直在努力抗争。 "老虎"为何如此之众？ 尽管反腐初见成效，反腐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那么如何才能治本？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先要回答，为何打虎？我以为，这是一箭双雕之策。我们首先要问，造成腐败猖獗的体制上的原因是什么。
在上述三个途径中，减少官员权力要靠改革来实现，三中全会推动全面改革，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其核心改革就是要减少政府权力，给予市场更多自由。要落实宪法，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是第一步。